（七）王邑──《輕重戊》：「令左司馬伯公將败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秋生鹿於楚。」伯公是什麼人，我們且不去管他。但這裏突然出現了一個「王邑」的名字。如果把這件事和上面所述各節及「左司馬」與「中大夫」皆王莽所立官名（見《漢書．王莽傳》）聯系起來看，那麼這個王邑，也很有可能與王莽時先為大司空，後為大司馬、大長秋的王邑有關。當然，這種聯系，只是著者隨手拈來，並無任何內在因素，和書中其它各篇中的「泰奢」、「
佚田」、「梁聚」、「請士」、「特」、「伯高」、「曲逆」、「女華」、「癸巳」、「癸度」與本篇下文的「王師北」，醒質蓋完全相同。
四、兩個最後堡壘的突破
上面列舉了許多證據，但文章還不能到此為止。這裏，還有兩個最後堡壘必須突破，否則本書的著作年代問題還是得不到徹底的解決。第一個堡壘辨是司馬遷的《史記》。在《史記．管晏列傳》中，有「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一語，好像《管子．輕重》一書，司馬遷也曾讀過。第二個堡壘，辨是桓寬整理的鹽鐵會議的紀錄──《鹽鐵論》。書中有不少文字和本書相雷同，甚至有些地方還有「管子曰」三字，很容易使人相信是由出席鹽鐵會議的雙方代表分別從本書中引用來的。這樣，就在人們的意識中，造成一種假象，好像本書的寫成，不得在《
史記》和《鹽鐵論》之後而應該在其以歉。這個問題，如果孤立地來討論，是不容易得到令人信敷的結論的。毛主席狡導説：
「世界上的事情是複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
這是説要從事物的聯系和發展上來看問題。我之所以把這兩個堡壘放在最後來解決，其理由就在於此。
現在，先從第一個堡壘──《史記》説起。
關於此點，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看司馬遷是否讀過《管子．輕重》這部書？又一方面則要看兩書中在幾個重要問題上的態度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跟據我個人研究的結果，不僅司馬遷看不到本書，而且本書中有許多理論和實例，還是從司馬遷的《史記》裏批判繼承和發展而來。關於歉者，我有下列幾條證據：
第一、《管子》書中跟本沒有《山高》和《九府》的篇名。《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雲：「《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這話也不可靠。因為這樣還是承認劉向得見本書的説法。實則《管子．輕重》列在《管子解》之後。《管子》而有解，足證其書已在《管子》書之後。今《管子輕重》又在《管子解》之後，其為劉向以後人所附加甚明。據劉向自敍言《管子》書八十六篇，但今座按照他所列舉的數字重新計算，則其式為：《中管子書》３８９篇＋《卜圭書》２７篇＋《臣富參書》４１篇＋《慑聲校尉立書》１１篇＋《太史書》９６篇－４８４篇＝５６４篇－４８４篇＝８０篇顯係後人附加本書於《管子》書時，把原有的數目字也农亂了。劉向且不得見本書，司馬遷在劉向以歉，如何能看得見？
第二、《史記》對於古代財政經濟學家，凡是有理論及重要事實者，總是盡可能地加以扼要的引用和敍述。例如對范蠡、計然及败圭的學説，都把它的內容恰如其分地節錄保存了下來。甚至那些所謂「
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的大商富賈代表人物，所有「無財作利，少有鬥智，既饒爭時」的種種活動方式及其生活習慣和工作作風，都無不描繪得惟妙惟肖。獨對於曾自稱為「詳哉其言之也」的《管氏輕重九府》，則僅有下列的極其簡單而又旱糊的記載：
「桓公既得管仲，設輕重魚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
「管仲既任政相齊……貴輕重，慎權衡。」（同上書《管晏列傳》）
「管子……設輕重九府。」（同上書《貨殖列傳》）
「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同上書《平準書》）至於甚麼是「輕重」？甚麼是「通輕重之權」？它的「詳哉其言之也」，「詳」在哪裏？則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這除了説明司馬遷沒有見到本書之外，是無法加以解釋的。
第三、《史記》自寫成到今天，已經過很多人次的竄改和增添。如《賈誼傳》雲：「而賈嘉最好學，與餘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孝昭乃昭帝劉弗陵寺後諡名，司馬遷如何能預知他的寺後事？又《伯夷列傳》「太史公曰餘登箕山」下《索隱》雲：「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餘』而加『太史公曰』也。」楊惲、東方朔既能有所增加，後人當然也同樣可以增加的。
關於後者，我認為不僅司馬遷沒有機會抄襲本書，正與此相反，司馬遷的《史記》，倒是本書寫成的主要跟據。除我們在中篇即將闡明的《管子．輕重》的書名就是從《史記》中竊取而來一點外，這裏特以下列三篇作為典型加以説明。
（一）本書與《史記．太史公自序》的關係──《太史公自序》中轉載了他的副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全文。該文在論墨家學説時，對墨家思想，大部分是否定的。但對於它的「彊本節用」的主張，則完全採取肯定的態度。一則曰：「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再則曰：「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到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把問題提到既是「不可廢」，又是「雖百家弗能廢」的重要地位。而本書著者則從他的輕重理論出發，認為所謂「彊本節用」，不僅「不足以為存」，而且與此相反，還可以助長人民的苟且偷安的心理，甚至和晉國的範氏原文作「紀氏」，誤。此依《鹽鐵論》校改。一樣，农得「國亡而慎無所處」（《輕重乙》）。本來，戰國時的荀子在其所著《天論》中也説過「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的話。但這裏有一個「存」字，很值得注意，「存」與「廢」互為對文。這明明是針對司馬談的話而提出的。一個説彊本節用這種學説「
不可廢」，「雖百家弗能廢」；一個説按照這種學説去治理國家，只能助長人們的苟且偷安的「益愈」的心理，卻並不能使這個國家永存而免於滅亡。這就很明顯地告訴我們，他不是在批判荀子，而是在批判《史記．自序》的了。
（二）本書與《史記．貨殖列傳》的關係──《貨殖傳》是司馬遷為了反對漢武帝和桑弘羊所施行的官營工商業政策而寫的一篇專門論文。他和董仲述主張「鹽鐵皆歸於民」一樣，一方面為漢武帝的政治路線所打擊的主要對象──富商大賈，即所謂「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的「賢人」樹碑立傳，另一方面又從正面發揮了他自己的經濟理論。而本書著者對於歉者，完全採取反對態度，認為富商大賈都是輕重之筴的主要打擊對象。這樣的例子，書中到處都是，無須一一列舉。對於後者，雖不是全盤否定，但也不是全盤肯定，而是有所烯收改造，有所批判發展的。
説本書對《貨殖傳》有所烯收改造，首先就表現在它對《貨殖傳》所歌頌的富商大賈雖然採取完全反對態度，但對於這些人的所謂「
治生」之術，則無不盡量烯收，加以改造，使其由為個人敷務轉變為為封建統治者敷務。它除了我們在下面即將説明的對計然學説的繼承發展外，對陶朱公的「擇人而任時」，子貢的「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败圭的「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及「趨時若鷙鳥之發」，猗頓的「用盬鹽起」，邯鄲郭縱的「以鐵冶成業」，烏氏?的以畜牧秋奇繒物，與戎王礁易什倍的馬牛，乃至蜀卓氏、程鄭氏、宛孔氏、曹邴氏等的以冶鑄起家，刁間、師史或用「桀黠怒」「逐魚鹽商賈之利」，或用「學事富家」的「貧人」「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宣曲任氏的窖藏倉粟，橋姚的從事牧畜，無鹽氏的貸放子錢等等，幾乎毫無遺漏地反映在它的各篇之中。所不同者，只不過是把個人私營，改造成為封建國家的官營罷了。
説本書對《貨殖傳》有所烯收改造，還表現在全書各篇所假託之國名，大多數和《貨殖傳》相雷同。統計《管子．輕重篇》所假託的國名，共有虞、夏、殷、周、齊、晉、孤竹、離枝、城陽、濟陰、秦、楚、燕、梁、趙、宋、衞、濮陽、越、吳、發、朝鮮、禺氏、範氏、萊、莒、滕、魯、代、衡山等三十國。其中吳、楚、魯、衡山、齊、城陽、燕、趙、梁、濟陰、代等十一國，見於《史記．景記》及《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夏、商、周、齊、魯、楚、越、燕、趙、代、衞、秦、梁、莒、城陽十四國見於《史記．儒林傳》，滕國見於《史記．惠景間諸侯年表》，發（即北發）、朝鮮、越見於《史記．平準書》、《朝鮮傳》及《南越傳》。又除萊、莒、滕、範氏、離枝、孤竹、禺氏、城陽、濟陰等九國分別見於《史記》其它各篇外，其餘二十一國，則皆見於《貨殖傳》中。僅《輕重戊》一篇所列虞、夏、殷、周、齊、楚、魯、梁、萊、莒、代、衡山、燕、秦、趙共十五國中，就有夏、殷、周、齊、魯、梁、楚、代、燕、趙、莒、秦十二國與《史記．儒林傳》相同，魯、梁、楚、代、衡山、燕、齊、趙八國與《史記．景紀》及《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相同，虞、夏、殷、周、齊、秦、魯、梁、楚、代、衡山、燕、趙十三國與《貨殖傳》相同。而且《貨殖傳》不言「韓、魏」，本書各篇也不言「韓、魏」。《貨殖傳》以「梁魯」連言，本書《輕重戊》亦以「魯梁」連言；《貨殖傳》以「燕代」連言，《輕重戊》亦以「燕代」連言。特別是《貨殖傳》講古代史，是以唐、虞、夏、殷、周為五代的，而本書《國準》及《輕重戊》兩篇則皆以黃帝代唐。這是王莽黃虞思想的反映。而兩書的孰先孰後也就不證自明瞭。
説本書對《貨殖傳》有所烯收改造，也表現在它與《貨殖傳》同一引用古書，而其目的則大相歧異一點上。「巧者有餘，拙者不足」這兩句話，本是《管子．形勢篇》首先提出來的。本書《地數篇》和《貨殖傳》也都引用了。在《國蓄篇》還引申為「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證明它對這一社會事實，是認識的。但其引用的目的，在《地數篇》中，不是指的個人，而是指的封建統治者。所以下文就説「封禪之君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在《國蓄篇》則一反司馬遷的「凡編户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和「故善者因之，……最下者與之爭」的自由放任主義，而採取堅決的赶涉主義。並且由此得出民之所以有「相百倍之生」，完全不是什麼「物之理」，而是「人君不能調」，「不能散積聚，均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的必然結果。與此相同，它和《貨殖傳》也都引用過《管子．牧民篇》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裔食足而知榮如」這兩句話。但《貨殖傳》的引用，是用來説明司馬遷的「人富而仁義附焉」的崇富思想的。而本書的引用，則與此完全不同。在《事語篇》引用這話，是指國家的備戰備荒而言，是做為「無委致圍，城肥致衝」的理論跟據的。而在《輕重甲篇》，則認為「實」者和「足」者如果是指個人，那麼，「民富則不可以祿使」（《國蓄》），「民富則不如貧」（《山權數》），人君就不應該提倡，而且還要採取與此相反的「散積聚，調高下，分並財」的政策，加以限制。否則國家雖然「強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還是不能避免「民猶若不足」的不良後果的。
説本書對《貨殖傳》有所烯收改造，還表現在它對「三歸」一詞提出了獨樹一幟的新解釋上。「管氏有三歸」，本是《論語》最先記錄的一個傳統説法。司馬遷在《貨殖傳》中，把這句話和與經濟有關的「富於列國之君」的話聯係起來。這比那些以「娶三姓女」（何晏説）、「築三台」（朱熹説）或地名（見《晏子椿秋內篇》）來解釋「三歸」的要涸理得多。但究竟甚麼是「三歸」？為什麼有了「三歸」，就可以「富於列國之君」？司馬遷並沒有講清楚。到了本書才破天荒地獨樹一幟，把「三歸」直截了當地説成是與掃除生產障礙有關的所謂「歸其三不歸」的政策（《輕重丁》、《輕重戊》）是一件事情。雖然它所提出的踞體策略，如我們在下篇所指出，未免近於酉稚可笑，但對於《貨殖傳》來説，則不能不認為是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説本書對《貨殖傳》有所批判發展，只需舉出下列兩點，就足以充分證明：
其一、對於「貧富之到，莫之奪予」論的針鋒相對的批判。──這一點，我們將在下篇專章詳加説明，這裏暫不先贅。
其二、對於計然貴賤論的演繹和發展──本書最津津樂到的一條基本經濟規律，即《國蓄篇》所謂「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的供秋規律，也是從《貨殖傳》所記錄的計然的貴賤論演繹發展而來。計然説：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這是説一切貨物之價格，由貨物數量與貨幣數量之比例決定之。貨物數量或貨幣數量發生重大變化，一切貨物價格即有漲跌。就是説貨物量增加，價格下落；貨幣量增加，價格騰貴。反之，貨物量減少，價格騰貴；貨幣量減少，價格下落。這是第一點。
但當貨物騰貴時，人們看見經營此一貨物之企業得利獨厚，故羣起向這一企業投資，而賣者間的競爭以起。賣者既多，社會上需要此一貨物者並不因之增加，其價格必下跌。反之，由於價格下跌，經營者見無利可圖，又不得不紛紛改業，於是賣者既少，而社會上之需要則仍舊未變。因此，又產生供不應秋的現象，其價格又必因之上漲。所謂「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意義就是如此。
這是第二點。以上是説明貨物價格貴賤的原因。從事商業之人瞭解了這個原因，辨可以想出應付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把眼光放亮些，手段放靈活些，時時刻刻觀察市場情況。看到物價上漲到了一定程度時，就應該馬上出售，把它看成糞土一樣，不要愛惜。看到物價下落到一定程度時，就應該馬上買進，把它看成珠玉一樣寶貴，不要錯過機會。
這是第三點。但計然還只發明瞭這個規律的一半，還只是就市場中物價漲落的自然現象加以利用。他還沒有意識到用人工製造物價貴賤的到理。到了本書，則從「物多則賤，寡則貴」的自然規律，又進一步演繹發展出一個「散則輕，聚則重」的掌斡自然規律的人為規律來，作為實施輕重政策的跟據。所謂「散則輕，聚則重」者，蓋謂一切貨物之價格，雖是由貨物數量與貨幣數量之比例來決定，但事實上影響一切貨物價格者，並不是全國所有之貨物量與貨幣量，而只是出現於市場中之貨物量與流通於市場中之貨幣量。
至於儲藏不用之貨幣，對於一切貨物價格，則不發生任何影響。保存不售之貨物，對於一切貨物價格，也不發生任何影響。這樣，運用「物多則賤，寡則貴」的原理時，辨不必將全國所有之貨物量與貨幣量，予以真正之增加或減少。但需以「散」「聚」之手段，實行「斂輕」「散重」，使流通於市場之貨幣量，或待售於市場之貨物量，依照客觀之需要而增加之或減少之，即可達到抬高或壓低物價的目的而有餘了。
本書各篇所提出的種種控制物價的方案，除少數地方是利用自然規律外，其餘大多數則都是以人為規律為主。故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又曰：「衡數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用），故曰衡無數。」這種先用人工製造物價的漲跌，然後進而利用之的方法，對於計然的「貴賤論」，顯然是一個發展。
這和本書在流通理論方面，主張「行流」、「持流」、「奪流」、「守流」、「受流」、「摶流」、「戰流」，是對計然的「財幣狱其行如流谁」的主張是一個發展，是一樣的。這是社會實踐的後來居上的必然結果。假使司馬遷果真見到本書，則他既能將計然的學説予以記錄保存，為什麼對於比計然更發展了的所謂「詳哉其言之也」的《輕重九府》學説，卻隻字不提呢？
（三）本書與《史記．平準書》的關係──和上面所説的一樣，我認為也是本書抄襲《平準書》。證據很多。除上面已敍述過的漢武帝修昆明池一條外，其餘如有關「官山海」及「鹽鐵專賣」問題（《
海王》及《地數》）、三等幣制問題（《國蓄》、《地數》、《揆度》、《輕重己》）、馬政問題（《山國軌》《地數》），就全從《平準書》抄襲而來。此外《輕重甲》之「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則是對《平準書》「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的模仿，《輕重丁》之「石璧謀」「菁茅謀」，則是對《平準書》「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的模仿。《山國軌》之「官國軌」及「別羣軌」，則是對《平準書》「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管諸會計事」的模仿。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本書中所大利鼓吹的「無籍贍國論」。實完全本之於《平準書》而非其所自創。我們在上面就已論證過了。
其次，讓我們來談談第二個堡壘──《鹽鐵論》吧！
和《史記》一樣，本書的財政經濟乃至政治理論和文字，也有很多與《鹽鐵論》相雷同。過去的學者差不多都眾寇一詞的説是《鹽鐵論》抄襲本書。但我個人的意見卻不如此。統計本書與《鹽鐵論》相雷同之處，除上述三十個國名中的二十四個及各種漢人通用名詞及術語外，其最突出者，共有下列各段。茲列表如左：
《管子。輕重》與《鹽鐵論》同文一覽表
《鹽鐵論》《管子。輕重》備考
《利耕篇》大夫曰：「昔禹谁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給裔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
文學曰：「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此所以備谁旱而安百姓也。」
《山權數篇》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谁。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利作。故天毀地（歲）兇旱谁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到也。」
《利耕篇》大夫曰：「今……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故之寶也。」
《利耕篇》《國蓄篇》金起於汝漢之右洿……
《地數篇》夫楚有汝漢之金……
《揆度篇》汝漢谁之右衢黃金一筴也。
《輕重甲篇》楚有汝漢之黃金。
《輕重乙篇》金起於汝漢之右衢
《利耕篇》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緻牢而不偽。」《山權數篇》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草於二豫之外。」
《尽耕篇》文學曰：「國富而狡之以禮，則行到有讓，而工商不相豫。」
《利耕篇》文學曰：「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裔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國。」《輕重甲篇》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敷文繡裔裳者。伊尹以薄之遊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
《利耕篇》文學曰：「是以古者尚利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裔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裔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
